千寻:体制内的理想主义

在见千寻之前,我和一位在国际著名投资银行做总监的朋友先吃了个晚饭。那位和我同龄的朋友面容虚浮,身体发福,饭量却很少。一句话里带着三个叹气。最近市场不是很好,手头的几个IPO项目进展缓慢,上市的无限风光之前,其实隐藏着多少个冗长的办公室日日夜夜。

千寻:体制内的理想主义

简单吃完饭,我的投行朋友继续回办公室加班。我则如约去见千寻。我同样看到了一张疲惫的脸庞,但眼神里却有光彩涌动。她用淡定的口吻和我讲述她人大新闻系研究生毕业,放弃新闻梦想选择了中国航天科技集团第五研究院,再到最近,选择去北京某区某乡当副乡长的职业历程。

不像人们印象中妇女干部留着惯常的失去性别特点的短发,她留着长发,还扎着一个当天被乡里的书记批评过的粉红小熊发夹。这是她到北京这个城乡结合部当乡官的第两个月零四天。她仍然在调整和适应极大的文化冲突。尽管这样的文化冲突,在她离开媒体到航天时就已经经历过一次。那个时候带来的压抑,曾经使她在办公室的抽屉里养过一缸金鱼,因为当时办公桌上什么位置放什么东西全被规定死了。现在,她找到的一种新的对抗压抑的方式,是每周去学两次舞蹈。

当一个乡官,并没有想象中的油水,反而经常要面对一些愤怒的脸庞。有一次我和她聊着MSN,她突然发来一句话:“师兄你等一下,下面来了两车上访的,我去看一下。”这是她生活的常态。而在处理最近处于风口浪尖的打工子弟小学关停一事中,直接与被关小学校长谈判的她也曾面对恐吓和威胁。

在29岁的年纪,离开熟悉的国企,接受降薪2/3,拿着低到可以免税的工资,在一个尘土飞扬的北京城乡结合部,面对着急剧变化且矛盾不断积累着的中国改革进程中的微缩社会,履行着一个怎么看都和她的样貌不配衬的副乡长职务,这是千寻在今年作出的最大改变。或许有一天,这种改变也会成为中国的改变。

Q:最近在忙什么?

A:在忙着创建全国文明城区。所有人取消周末,每天早上6点半要报到,然后去路口站岗,捡垃圾,等待检查组的暗访。每天晚上9点半开会,总结一天的迎检情况并布置第二天的工作。这场战役至少要持续到9月末。

Q:你是人大新闻学院硕士毕业的,怎么没有到新闻单位就职呢?

A:其实我在新闻单位实习过挺长的时间。2003年大三的时候,新闻学院有一整年是没有课,给学生实习的。我当时晚上在中央电视台晚间新闻组做编辑,白天则去西门子医疗系统集团市场部做intern。一个在北京东北角,一个在西南角,两头跑,早上6点多出门,晚上从中央台回宿舍已经1点多了。这样周而复始坚持了一年。

Q:为什么要两边同时实习呢?

A:因为纠结啊。去中央台是实践新闻梦想,但我觉得他们缺乏公司化的科学管理,人为的、随性管理比较重,实习生也不能得到很好的培养。当时正好赶上非典,中央台给每一名员工发了口罩,实习生却没有。大家都在一起工作,我们感染了他们不也被传染吗?而西门子则有很好的企业文化,他们有一个每名员工都能接收到的内部Newsletter,新进一个实习生,都会登上照片,写下他/她的兴趣、爱好、特点等,介绍给大家认识。那是一种受尊重的感觉。在非典的时候,公司给实习生也发了各种防护品,并规定实习生不得派往医院。但我当时又没法完全放弃新闻理想,所以只好两头跑。

Q:接下来你读研了?

A:对。我选择了广告传播方向,还是受到了西门子的影响。但我又不甘心就这样放弃新闻梦,想看看有没有和央视不一样的电视媒体,于是又到了凤凰卫视实习,在《锵锵三人行》、《文涛拍案》和《冷暖人生》等节目组实习了近一年,也独立做了几个片子。毕业的时候,我是有机会留下的。可是,最后还是去了航天。

Q:为什么呢?

A:国企稳定,解决户口,能分房。它不是一个让我兴奋的选择,但我也就去了。刚进去的时候,人力资源部的人指着窗外一片高楼说,以后你们的房子就在这里了。进去之后才知道是要排队的,大概五年能分一次,等我分上房也要35岁了。很多人因为等一套房子一辈子也就这样了,完全依附于那个集体了。

Q:选择国企,是不是和你小时候的生活经历有关系?

A:我来自山东东营,在胜利油田长大的孩子。油田大概有10几万人,街上碰到的人基本上都认识你爸你妈。那个地方没有方言,因为参与石油会战的父辈们来自五湖四海,油田孩子的特点是普通话说得特别好。学校都是油田自己建的子弟小学,上学不用花什么钱。

Q:这是不是让你比较有体制的熟悉感?

A:确实是,我熟悉那种一切由国家管的生活,爸爸妈妈也是一辈子由国家管,退休国家也管了。国家给你什么,你就拿着什么,是一种很稳固的生活。我小时候可以到爸爸妈妈办公室做作业,我的很多同学读完书又回到父母工作过的单位上班。那确实是一种熟悉的感觉。所以我选择去国企,也可能是潜移默化的一种对安全感的需求带来的。

Q:你们的活动范围和城市其他部分隔绝吗?

A:我在18岁之前,是个特别乖的孩子,只在家和学校之间两点一线。我从来没去过城市其他地方。我到现在都不熟悉那个城市,对北京反而更熟。整个童年的印象就是遍野的只能在盐碱地生长的红柳和芦苇,还有采油的“磕头机”,那是我们油田孩子生命中的一个标志,它就一直在那孤独地磕头,磕头,带着点荒凉或者悲怆,好像我们的父辈。现在开车回去,只要看见“磕头机”了,就知道快到家乡了。

Q:从小你是一个被寄予厚望的孩子吗?

A: 我从小就是老师眼里的好孩子,学习成绩很好,一直做班长,高三18岁就入党了。高考我是地区的文科状元。现在想来那个一路优秀的孩子其实不是真正的我,而只是一个按照别人的期望去努力的孩子。我在小时候唯一做的一件自己选择的事情就是去练体操。7、8岁的时候,学校组建体操队,本来筛选的时候没有选上我,我还自己写了一封信塞到老师宿舍里,里面很多字其实还不会写,老师大概被感动了,就把我收了。后来练了一年多,还拿了一个高低杠的季军。但一年后妈妈反对,认为太危险,就放弃了。而且体校老师测骨龄,认为我以后会长得比较高,不太适合体操。训练时受过一次伤,当时做一个翻腾落地动作姿势不对,着地后胸部以下失去了知觉。过了10分钟才恢复了。但后来才知道是一节颈椎骨裂了,再重一点就是桑兰那种伤了。我16岁以后每周发作偏头痛,和这个伤也有一定关系。疼起来只能吃止痛片,不过现在止痛片也不太管用了。

Q:到国企的选择,也有父母的影响在内?

A:我当时可以留在凤凰卫视做一名编导,但不能解决户口。爸妈比较想我去航天,他们觉得那才是正规单位。不能解决户口的央视和凤凰都不是正规单位。当时五院历史上第一次从高校引进一名新闻主管,我去应聘了,当时的想法是以我在西门子做公关实习时学到的东西和新闻技能去做一番事业。还是挺雄心勃勃的。现在看这样的想法有点小聪明吧。

Q:航天第五研究院算国企吗?

A:对,是一个事业单位。它的名称是中国空间技术研究院,是研究空间飞行器的。这个单位历史很辉煌,发射了中国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东方红一号,第一艘载人飞船神州五号和第一颗探月卫星嫦娥一号,这都是中国航天的里程碑事件。

Q:你的生活是不是又回到了油田那种集体状态?

A:对,单位在北五环外一个大院,北院居住,南院办公。但是第一天去就有很强的冲击感,非常不适应。当时五院正实行一种叫6S的办公环境管理办法,办公桌上在指定位置贴着“电脑”、“鼠标”、“水杯”这样的小标签,除了这些标签外不能放别的。而我想象的办公室还是像外企那样,每个人的桌子上有花花草草、家人的照片等。后来我养了一缸鱼放抽屉里,拉开喂点食再关进去,是那种带空的大文件抽屉。看见的人都觉得我很怪。

Q:我想我能够理解。

A:确实有很多不适应。我面临的第二个冲击就是我的电脑不能上互联网。我们是保密单位,电脑就是写文件,而那时候3G还没有普及,宿舍里的互联网也很慢。我每天基本接触不到外面的信息。这对从媒体中来的我的痛苦可想而知。单位周边方圆十公里内什么都没有,没有商场,没有医院,大院里只有一个小卖部,是一个与世隔绝的物理环境和封闭的信息环境。

Q:那你可以自己出去租房子吗?

A:可以啊,但是没有钱,尤其刚工作的时候。住的是集体宿舍,三个人一间,很拥挤。对于二十四五岁的年轻人来说,还需要过这种没有隐私的生活。整个楼只有三台洗衣机,洗衣服都要抢。

Q:其实新闻媒体的起薪是比其他很多行业高的,对毕业生会有诱惑力,而国企工资很低,你能接受吗?

A:我崩溃了三年。我第一个月工资是1200元,转正后是2200元,一年后是2800元。而我在凤凰实习的时候做电视片收入已经能过万了。2007年我上大学以来实习的收入、稿费付了个首付买了一套房子,但买房之后一天都没住过只能租出去帮助还房贷。我去银行把所有积蓄取出来的时候一直在哭,控制不住,银行小姐还以为我是家里出什么大事。现在想来可能是因为压力太大,怕还不起房贷。

Q:那你在宿舍住了多久?

A:四年。那种宿舍里的生活就很难让人有独立的人格,同事们单纯地还像学生一样。大多人结婚是内部解决,然后继续住在宿舍。他们只是和别人调床,但也没法把宿舍布置得像一个家,甚至小孩也在里面生,然后要么是租房或者等到分房。我那时最喜欢也是最常做的事就是午夜去空旷的公寓楼顶散步,每次都和自己说:你是不是忍受不了这个地方了?那你就多看一眼这个地方吧。因为你早晚会离开的,所以现在多看一眼,再多看一眼。

Q:为什么后来还是能坚持五年呢?

A:没有放弃的原因,一是因为我遇到了一个非常好的领导。二是我还有实现自己的渠道,不能上网做新闻我就坐下来编书写书。凤凰出版一直交给我一些工作,我出了五本书,其中有四本是做枪手,署名的是凤凰高层。只有一本写民国刺客的书是我自己署名的。

Q:为什么会研究这方面?

A:可能是因为太压抑了。航天精神有两点很突出:“祖国利益至上”和“无私奉献”。航天器都是大的系统工程,祖国利益至上,就是国家导向,影响到每一个个体,就是你必须放弃自我,奉献自己,加班加点,有时候一个电话你7天长假就没了,航天人有句玩笑话,叫“献了青春献子孙”,这种文化我们80后一代接受起来有点困难。在那种气氛中,在一个不是你专业和兴趣的领域中,你就会渴望刺客这种自由不羁的生活。就会在内心老演小电影,其实我不是喜欢那种血雨腥风生活的人。

Q:后来有什么转机吗?

A:2007年嫦娥一号发射,我随实验队被派往西昌卫星发射中心做了三个月政工人员。那是人生中非常难忘的一段经历。发射中心是在大凉山里,有军人站岗,与世隔绝,没有任何娱乐,没有假日。除了写大量的嫦娥的新闻报道,采访了很多默默无闻的航天人,他们都是我的同事,都是78、79到81、82年龄段的,就像三明治这样的。我从没有那么深入过这些科技工作者的内心,实验队有120人,大多都结婚了,有的孩子刚半岁就来执行任务了,一别三个月,采访中一些很朴实的话让我非常感动,也影响了我。大家可能为了卫星一个数据异常一起排查,三天三夜连续作战。半夜我要带着厨师煮馄饨,走山路给队员送去,路上可能有蛇。在那种孤独的环境下,大家会谈心,有时会说出诗一样的语言。作为政工组,我要调节大家的心情,周围有一些彝族的小村庄,我就带试验队员去看望支教的老师,和彝族孩子一起挖土豆,组织爱心助学,中秋节的时候组织篝火晚上,和大家一起唱歌跳舞烤羊肉。嫦娥一号成功发射的时刻,我们抱在一起欢呼、放烟花、喝酒庆祝。你可以说这是一种虚拟的狂欢,因为荣耀不属于任何一个人,只属于集体和国家,但作为参与者的我们每一个渺小的个体还是有一种自豪的感觉。

Q:对这种苦,你爸妈怎么看?

A:他们觉得这是为国家做贡献。后来我得了一块“中国首次探月工程有功人员证章”。我爸妈特别高兴。我爸是一个公务员,生活中也充满很多无奈的逢迎。他认为那是他除了我高考得状元之外,又一个真真正正抬起头来的时刻。

Q:回来之后是不是得到提拔?

A:反而没有,刚来一年就成绩突出,加上我太有个性,被新上任的上司排挤,被调去单位内部报纸做了一年一版编辑。后来机缘巧合,受另一位大领导的赏识,提拔到五院另一个龙头单位当上了一个副处级职务。经济情况才慢慢好起来,在北京能算中等偏上的收入了。

Q:到这个时候你已经在体制里三四年了。你原来在媒体培养的话语系统是否被体制内的话语系统取代了?

A:我还是很难得地能把这两者分得很清楚。比如航天有个词叫“宣贯”,就是“宣传贯彻”的意思,这个词外部世界没人用,但在航天那是一个常用词,有点比“宣传”还有力地意思。我就不喜欢这个词,我的官样文章一直写得不太好。

Q:我们终于要来谈你离开航天,去当副乡长的事情了。那是一个什么样的机会呢?

A:这不是一个很好的机会,但是一个离开的机会,是一个安全着陆的机会。我一直向往自由职业,有一项技能足以让我谋生,可以做自己真正感兴趣的事情。这个声音一直在我的心底,五年来从未放弃。这一次北京市在所有街道、乡镇都配备一个80后副处级干部,是上级的一个试点。因为历史上从未有过,所以公务员队伍中符合条件的人不足,就到事业单位挑选。条件是正科级三年或者副处一年,我正好满足。我的领导认为我去官场黑暗,我这样有个性的人去了之后搞不定,并不赞成我去。但是我已经在航天五年,当时让我直接辞职回家做自由职业,我没有那个勇气。我认为公务员是一个很好的过渡,让我到一个离社会更近的地方,去看看真正的中国社会,那样离我的理想可能会更近。

Q:你是花了多久做这个决定?

A:五分钟吧。就是看到通知就开始填表了。也没有和先生商量。回来和他说我报名了。他楞了一下,问是做公务员吗?他没反对。他是一位新闻人,对中国的公务员体系好奇,这可能是他支持我去的一个原因。

Q:你面临的竞争多吗?

A:据说很多。但一个月里选拔就尘埃落定。真正结果出来的时候我很纠结,履新前哭了一个月,一直想要不要反悔。因为一方面是对航天的不舍,我的三位领导很重视我,已经帮我安排好下一步怎么发展,而且那时候业务也熟练了,不用太费劲就可以做得很好,收入也好。放弃这所有的一切,到一个陌生的、可能还很险恶环境中,收入还要变成原来的1/3,是人都会有这种舍和得的情绪吧?虽然报名只花了5分钟,但真正做决定还是很纠结。一个月后,我决定去。我的同学说你应该去啊,这样你就是“把思想刻在中国大地上的人了”。虽然这有点太诗意,但我想人生就是一次旅行,看看这条路的风景吧。

Q:第一天去什么情形?

A:很崩溃。乡里太破了,基本全拆了,工地、废墟、侵街占道、私搭乱建、暴露垃圾,臭水横流。外地人和北京人混住,各种矛盾突出。乡里的支柱产业是建筑业、物流业。但大多数企业也都被拆了,先拆完之后把土地上市买卖,让房地产商接盘。政府的办公楼也很破,整个是80年代的样貌,厕所也很脏。我有一间独立的办公室,办公桌和沙发都是又大又沉的老样式。

Q:你的同事是些什么样的人?

A:政府这边一正五副,还有党委、纪委、人大。他们有的受过本科教育,有的就是从基层一点点摸爬滚打上来的。他们说我一去最大的两个改变是把领导班子的平均年龄从52岁降到42岁,然后是平均学历往上提高一大截。我分管的口有几个科,很多人年龄和我相仿。但是他们也看着我奇怪,有个人和我说:我们是喝二锅头的,你看着像是喝红酒的。

Q:他们接纳你吗?

A:他们认为我不是和他们一类人,也认为我呆不长。有一个领导和我说,别看你年轻,但你可能一辈子就是处级。因为我没有背景也没有后台,升上去很难。而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他们其实不需要我,是上级给他们安排下来的。从这个角度来说,其实是他们接纳了我。但我自己很不适应这一点,因为在航天,我有被需要感,这里没有,还有点麻烦了人家的意思。

Q:文化冲突上最大的是什么?

A:深层的不说了,就说说仪表方面。我以前在航天穿得很随意,偶尔时髦一点领导一般只是打趣一下。而在这边,就是格格不入了。而且他们会很直接地提出来,哪里不合适,哪里长了短了。我一开始还不接受,觉得这是私事,无所谓吧,后来听多了发现这是大事,这是一个你融入不融入的问题,所以最喜欢的项链耳环都不敢戴了。我想,这里有一套自己的标准规范,包括审美。官员们的仪表古板,唯一可以显示自己个性的地方就是手表,再名贵的手表都是合适的,而我那些花花绿绿的风格手链就是不合适的。黑色的西服是合适的,白色的西服就是不合适的。另外就是,我们的护照全部被收了,官员因私出国基本是批不下来的。有一个领导孩子在国外结婚,都没批准出去,所以我再也不能像和家人到欧亚各地旅游了。你想出国看世界,只有公派,但是这种机会很难轮到。我们这批80后新任干部都不太适应这个。

Q:那你怎么对抗这种文化冲突呢?

A:很难对抗。也许只有在体力上宣泄了。发展自己的个人爱好,现在是不能练体操了,我去学跳舞了。有一次我下班直接去跳舞,脚上是平底鞋配肉色丝袜。舞蹈老师看见说这多土啊,因为现在年轻人都是光脚穿平底鞋的,穿袜子也不会是这种妈妈才有的肉丝袜。但在政府你要是不这样穿就是不符合审美的。跳舞的老师学员并不知道我的工作,他们一定也觉得我奇怪。

Q:你主管的是什么工作?

A:我主管的是民生,关系老百姓生老病死的各方面。没有大众所谓的油水,又最多纠纷。每天经常要跑基层。很多的纠纷和上访都是因为土地拆迁赔偿不均引起的。因为拆迁时间的前后不一,赔偿差价很大,有的总额差别甚至达到上百万。这个乡是一个很奇怪的地方,没什么大产业,但路上却停着很多豪车。因为国家对拆迁的赔偿政策其实很不错,有的人被拆面积大,能拿到近千万的赔偿款,租房期间国家还报销水电和租房费用,回迁房建成之后还能有分两三套房子。有些人有了钱不知怎么花,就买豪车了。所以乡公路上各种牌子的豪车都有。

Q:你怎么面对上访的人群呢?

A:上访不是我主管,只是在一边观察。老百姓上访主要是因为拆迁赔偿不均,但是赔偿政策是区里甚至北京市定的,乡这一级只能执行,不能解决什么问题。老百姓来了,你必须接待,一接待半天时间就那样过去了。乡里也只能在政策允许范围内给老百姓一点减免政策,其它真的做不了。但是老百姓不信你说的,我发现有时候讲理真的没有什么用,说两句狠话可能反而有用。上访的人大多是拿了拆迁款赋闲在家的妇女,她们也不太闹,就是每天9点到政府大院坐着,有时还带着小狗,等着领导出来说道说道,并没有暴力。

Q:可是打工子弟小学关停可能就有点暴力吧?

A:对。因为那背后有打工子弟小学办校方的利益纠结,你这是砸了人家的金饭碗,人家一年100多万的收入呢。那个小学校长当面就说:“我兄弟五个,不怕折一个,你兄弟姐妹几个?”我说:“就一个。”他说:“怕不怕死啊?”我心里当然也害怕,但是嘴上要硬气:“怕死不当共产党了。”呵呵,我这样说,老百姓就在旁边围着看热闹,就和鲁迅笔下看沾血的馒头的群众差不多。

Q:现在打工子弟小学关停什么结局呢?

A:最近暂停下来了。不过那个小学里原来有1300多名学生,现在只剩300多名,大部分已经被分流到公立或政府委托的小学去了。分流工作上级指示要让每一名学生不失学,妥善安置,注意是“每一名”,这个基层工作量很大,要一个个宣传到户,一个个孩子安置到新学校,一个个登记上报,拉一个都不行。所以那300个我们还是要继续做工作。挺难的,这些孩子被洗脑了,我们站在他们小学门口发分流登记表,孩子看都不看就撕了,还扔在我们身上。

Q:公务员对社会矛盾怎么看呢?

A:我只了解北京的基层公务员,别的不敢说,真是很辛苦,付出和得到不成正比。他们同样也经受着各种社会矛盾。北京公务员现在实行公务员“阳光工程”,科级3000,处级5000,实际拿到手的还没那么多,下面的社区工作者更少,一个月不到2000,每次我下社区,社区工作者和我反应收入低的问题,我都无言以对,都是有家有口的人,这点钱在北京你怎么有尊严地活着?现在社会监督力度很大,过节想给大家办点卡也不行,是违纪的。人不是生来就高尚的,光讲“一日为官,两袖清风”能管用吗?但正是这群人,要站在第一线去面对老百姓,没有相应的权利却要去解决老百姓方方面面的请求。还要落实上级的各种政令,而这些政令还经常变化。这是一个体制的问题,在这样的体制内,作为一个没有背景和后台的人,你只有百分之百听话,百分之百付出,争取大领导的赏识和提点,一点点爬上去,当大官,有实权,才能生活的好。否则,你就螺丝钉地活着,收入很低,升迁很慢,时间长了肯定会懈怠,导致效率低下,还要被老百姓骂不作为。在那种长期的压抑下,你能够理解为什么升上去之后会出现贪官,他心里不平衡啊,付出了多少啊,人格、金钱、时间、亲情,所以要捞回来。

Q:你觉得你会在这里做多久呢?

A:这只是我生命中的一个篇章。人,永远不要说形势所迫这样的话,路永远都是你自己选的。人生只有一次,做自己想做的事情、感兴趣的事情,先修得自己的开心,再让别人幸福,这是我一直在追求的。只要这个大目标不偏移,眼前的一切一切都只是过程。别整天说那些假大全的,人性没有那么生来高尚。我在航天的五年,是相对单纯快乐的五年,航天真的是当今社会难得的一块净土,但是也是一个相对封闭的体系。现在我才是真正走入了社会,以前看新闻、做新闻往往浮于表面,看到的只是事件的一个面,或者两个面,现在我站的位置,让我看到了事件的第三面、四面,甚至更多面。这种收获的过程是很痛苦的,我现在每天都要经历痛苦的挣扎,价值观被打击,自己去化解,站起来继续,第二天再被打击,再化解。有的时候真后悔,我在航天干得好好的,为什么自找苦吃啊?这过的是什么日子啊?不过总会把心态平衡过来,就好像打铁,真的比以前包容了。我现在想,以前在航天大家说我有个性,那不是真的个性,是带一点点任性的。如果我没有走,一直待在那个良好的环境里,我性格中不好的地方也会成长得很快,最终也会让我走向狭隘和偏执。现在走出来,我还是有个性,不同的是我学会了沉默,忍耐,我的个性是我还在坚持说“不”的权利。

Q:你的同学大多去了媒体、广告公司等,你和他们聊天有不彼此理解的地方吗?

A:有。我的同学都认识大学时代的我,张扬,冒险,为了电视梦三次参加主持人大赛,独自一人背包旅行欧洲,他们不相信我能在航天干五年。现在见面,大家讨论的多是房子、股票、孩子什么的,我还在谈理想,快30岁了谈理想,有点奇怪。有个现在在上海做投行的大学时候的辩论队队友,许多年后见我,聊完天说:你还是和大学时代一样。我想,大概是航天的孤独造就了我,因为荒凉和孤独,让我有空间面对自己的内心,倾听心灵的声音。再有就是大起大落的职场选择,让我总是保留一点饥饿,一点不满足,要奋斗、要进取,太饱太舒服的生活是会让人感官退化的。忘记从哪里听过一句话:年轻人30岁之前不要谈钱,我觉得有道理。我们这代人在应试教育的体制下,小时候没有发现自我,长大了被房贷车贷养老孩子逼着渐渐失去自我,我很庆幸,我在离开父母之后不断自我发现,在28、9岁的时候拥有了相对独立的人格,并不断修正和坚持着自我。这有点晚,国外孩子很小就明白自己想要什么,我们都而立了才去发现。但我想,发现自我是人生必经的,这样才能有尊严,不迷失,不烦恼。

Q:你能看见十年后的自己吗?

A:看不见。我只能是把握自己认为正确的方向,不管迂回曲折,向着那个方向努力。或许以后还会转行,或许会在这条路上走得更远,达则兼济天下,书生报国,这是大家都曾有过的想法吧,不管怎么样,我不再只是冷眼旁观,我参与进来了,做自己能做的。十年后?我在哪里?我能活到那个时候吗?不知道。但是记得我采访星云大师的时候,问过一个关于时间的问题,大师回答了一句:世人都叫我刹那,其实我就是永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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